美国人认为，从整体上讲，学校培养不出天才，而是要培养公民，公民培养好了，人才也就有了。影响美国这一教育理念的有两个教育家，一是纽曼，一是杜威。两位都主张教育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。

先说纽曼。约翰·亨利·纽曼（1801年-1890年）是英国的宗教领袖和教育家。他在《大学的理念》（有的翻译为《大学的理想》）一书中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。对此，他说过两段很有名的话：

如果一定要赋予大学教育一个切实的目的，我的主张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。大学教育的艺术就是社会生活的艺术，其目的就是使人适应这个世界。大学教育一方面既不应把着眼点局限于某些特定的职业上，另一方面也不应是造就英雄、培养天才。事实上，天才伟业无法人为造就，英雄的思想亦如天马行空。大学不是诗人、不朽作家和学派创立者的诞生地，也不是殖民地头领或征服者的培训所。大学并不承诺要造就一批亚里士多德、牛顿、拿破仑、华盛顿、拉斐尔、莎士比亚式的巨人，尽管这些大自然的杰作此前曾在大学的院墙中出现。此外，大学也不应满足于培养批评家、实验人员、经济学家和工程师，尽管这些人才的培养也在大学教育的范畴之内。大学教育是一条通向伟大而平凡的目标的伟大而平凡的途径。大学教育旨在提高社会的知识氛围，培养国民的公民，交货国民的情趣，为浮躁的公众提供真正的公理，为公众的理想提供确定的目标，扩大时代的思想库并注入冷静的思考，促进政治权力的行使，提高人际交流的质量。大学教育应让人管理地认知自己的观点和判断，并正确地发挥，雄辩地阐述，有力地强调。大学教育应教会人们看清事物的真实面目并直接抓住要害，教会人们解开思想的缰结，发现其中的诡辩之处，舍弃其中的不相关之处。大学教育使人做好准备，可行地胜任任何职位，轻松自如地掌握任何科目。

另外，他说：大学教育教会人们如何适应他人，如何施行为人着想，如何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他人，如何影响他人，如何相互理解，相互宽容。与任何群体的人相处，他都融洽自然；与任何人相交，他都有共同之处。他明白何时该说话，何时该沉默；他善于交谈，也善于倾述；当自己没有什么可述说的时候，他能够中肯地提出问题，并适时地接受教诲；他总是跃跃欲试，但从不妨碍他人；他是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伙伴，让人可以依赖的朋友；他懂得何时应当严肃，何时可以嬉闹；他通脱而机智，嬉闹时不失优雅，严肃时不怒自威。他身处尘世而心静如水，足不出户而怡然自得。他具有一种天赋，在他为公众服务时，使他游刃有余；在他退隐之后，赋予他精神上的支撑。若是有了这种天赋，纵然家财万贯，亦不脱粗俗；若是有了这种天赋，即使历经挫折，饱尝失望，也自有魅力。旨在教诲人们所有这一些的技艺，正是大学教育追求的目标，它与获取财富的技艺、获取健康的技艺同样有用，尽管相比较而言，这种技艺更不易掌握，更不可琢磨，更难以确定，更不易完全具备。其次是杜威。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家，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即生活、学校即社会的教育思想，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教育。其实，杜威还是一位平民主义的教育家，他坚决主张教育是培养合格的平民。他宣传平民主义教育思想，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两个要素：发展个性的智慧和养成协作的习惯。他大力提倡教育要培养富有个性精神和合作精神的平民和公民。 

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们也纷纷拥护这种主张。如前哈佛大学校长巴布博士的观点认为高校有8个功能，即高校教育的目标是：提高交流能力；培养分析能力；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；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；提高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；培养对个人和环境的理解能力；改善个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能力；培养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知识。这就是美国浒的“开明教育”（或译“自由教育”）的观点。这种观点认为，教育的出发点是人，归宿也还是人；教育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，但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；而迈阿密大学前校长玛莱特博士则进一步认为“开明教育”的根本责任是为了“人”和“公民”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摘自百度文库 作者：weq1971）